在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当中，历史上除了难破300年的魔咒之外，其实在王朝末期都有一个类似的现象，那就是自然灾害，元末明初之际，中原除了战乱之外，洪灾、蝗灾、旱灾连年不断，为推动中原生产力，就出现了永乐大移民。

明末清初之际同样是灾害不断，甚至还爆发了一场神秘的天灾，“王恭厂大爆炸”死者皆裸，因此位列三大自然未解之谜，不过最大的一场旱灾饥荒，是清末年间的“丁戌奇荒”。

丁戊奇荒，是清朝光绪元年（1875年）到光绪四年（1878年）之间的一场罕见的旱灾饥荒，这场灾害波及山西、直隶、陕西、河南、山东等省，造成1000余万人饿死，时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称之为“二百余年未有之灾”。

之所以会发生这种奇灾，是因为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，洋务派为发展“洋务运动”紧急的增加税收，在此之前又爆发了一场太平天国运动，清政府从全国调兵，犒赏三军，农业失去了劳动力。

加上税收和战火，粮食不断的减产，而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，并没有杜绝鸦片流通，地方官员为中饱私囊反而公开允许种植鸦片，为满足省内粮食需求，官员规定只得进口，不得出口粮食。

1875年，大旱灾拉开序幕之后，各省纷纷隔岸观火，导致灾情进一步扩大，就连京师也遭到了波及，华北地区灾情更加严重，曾国荃在奏折当中说：“赤地千有余里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，大奇灾，古所未见。

而朝廷给出了办法就是施粥，但就连北京设立粥场都赶不上灾民诞生的速度，为控制灾民流动，各省纷纷严防死守，即便如此，相对于富裕的江南还是涌入了数百万的灾民，在流民剧增之后，又爆发了暴动。

一向主张援外的李鸿章也是破天荒接受了外国的援助，并且开始大力赈灾，但都是以士兵镇压为主，短短一年不到，能吃的东西全部吃完，就连观音土也不放过，随着灾情不断扩大，人成了食物。

起初，灾民只是用死去人充当食物，为了防止亲人被吃，甚至都不敢下葬，到了第三年，行走但虚弱的活人也成了食物，短短三年，华北变成了人间地狱，据永和县志记载：青年妇女无人顾养，佳丽者不过千钱，稍次者不值一文，人命不如鸡犬。

除了清朝国内的义赈，外国人也参与了对丁戊奇荒灾区的赈济。比较典型的是英国的传教士李提摩太。李提摩太在中国生活多年，也知道清朝的官府的特点，他不敢把善款给官府，而是自己带到灾区，像经元善一样直接给灾民。

李提摩太牵头在上海成立了山东赈灾委员会，1877年，开始募集善款。旅外的华侨听说此事，也都把钱款汇给李提摩太。后来，心系祖国的旅外华侨，又在李提摩太的委员会的基础上，扩大成立了中国赈灾基金委员会，并委托两个英国传教士托马斯和维幕廉主持工作。经过他们的劝募，到1879年，先后筹集了20余万两白银，全部一文不少地发到了山西、山东灾民手中。

当然，我们看到西方传教士那种跨越国界、跨越种族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同时，也应看到，他们赈灾，其实也有在中国传教的考虑。他们通过这一善举，确实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华北民众起初对洋教的抵触情绪。李提摩太后来对人说，灾区对他们印象，好像从冬天转到了夏天，很多灾民自发地来接受他们的洗礼。

一些顽固守旧的官员，对传教士以赈传教的行动，有很大的戒心。时任河南学政瞿鸿机，上书光绪，说洋人借赈灾，来争夺民心，窥探内地虚实，理当禁止。

瞿氏的想法，代表了很多清朝官员。河南巡抚下令，凡有外国人来赈灾，就想办法婉言劝走。开封本地一些糊涂蛋，甚至贴出告示，说什么“宁可食夷肉、不可食夷粟”。

这些做法引起了开明的中国人的反感，他们在《万国公报》上公开批评这种愚蠢落后的做法。

清廷最后也不得不对外国人赈灾有了一个相对宽容的说法，李鸿章在奏折中说，洋人此举，颇协舆情，堪称美举，似乎没有瞿鸿机说的那些什么阴谋。李鸿章还说，西方各国遇到大灾，各国之间都互相帮助赈济，这是国际通例。

慈禧太后和军机大臣们，最终也都集体认可了这种做法，宣令各省不要再行禁止，并仿效国际通例，向英国等参与过赈灾的西方国家致谢。从此之后，中外联合赈灾，也成了中国的通行做法。